有一个银行抢劫犯携巨款跑到一个教堂躲避警察的追捕，神甫发现了他。他说：“我给你二十万，请你也许我藏在教堂里。”

“你快滚出去。”神甫声色具厉地说。

“我给你三十万。”

“滚！”

“我给你五十万。”

“滚，快滚。”

“我给你二百万。”

“你还不快滚，混蛋，你给的数已经接近我能抗拒的底限了。”

故事没有了下文，如果要我续写下去，我愿意让神甫咬着牙把逃犯撵出去，而事实上，逃犯继续加码的可能性更大一些，神甫被拉下水的危险性也就更大一些。神甫的可爱，在于他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局限，并清醒地坚守着这最后的底线。康德说：“高尚的道德是对道德的不断追求。”人非圣贤，当他面对现实的诱惑时，不可能毫不动心，而道德的意义正在于面对诱惑的时候能够抗拒。我想到了陶渊明。同样是县太爷，有许多人在财色面前一败涂地，而陶渊明却拂袖而去。是什么原因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，彭泽令月俸只有五斗米，如果是五十斗、五百斗、五万斗，彭泽令会如何呢？我想，如果一直加上去，总有一个数字会让彭泽令折腰的。这就是人性可悲的脆弱。神甫的可敬可爱，也正在于他以道德的力量遏制人性之恶，以道德的力量支撑起人性的脆弱。

周萍就是年轻的周朴园，四凤就是年轻的侍萍，一代代的贵族公子和女下人，在上演着同样的无聊闹剧。贵族公子在经受着道德的鞭笞与拷问。多情公子却无负责的勇气，痴心用人终受痛苦折磨。周冲是贵族公子追求平等的符号，是作者希望的贵族公子的榜样，但周朴园与周萍没有能够冲破这种不平等，不能自觉地放弃自己的贵族的身份和优越的地位，于是只能终生痛苦。这种痛苦的撕扯的力量，一方是道德内省的愧疚，一方是旧情不忘的眷恋，一方是对贵族身份的极力维护。

周冲能够“冲”出这个人性与社会的背谬吗？周冲只 是一个幼稚的理想。

在情感上、真诚与金钱、地位的矛盾中，周朴园倾向于后者，周冲倾向于前者。但这二者有时正是相悖的，水火不容的。一旦处于这一矛盾之中，倾向于哪一方是正确的选择呢？没有正确的选择，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。

周朴园在他的人生中充满了愧疚，如果周冲一致“冲”下去，就不会有愧疚吗？我想也会的。这是不可得兼的，获得一方必将以另一方为代价。

当然作者开出的药方是受当时思潮影响的——他肯定了鲁大海，这个无产阶级人物形象。但是，鲁大海远不是解决这一矛盾的良方。无论鲁大海所代表的“革命”式的路子，还是周冲所代表的“自我改良”式的路子，都不是解决的最终方案。方案是没有的。周国平说，希腊人是糅合神性和兽性而成为人，中国人是去掉神性和兽性而成为人恩格斯说，日是一半天时一半野兽。理想的模式是周国平的判断，现实的存在是恩格斯的判断。因而，周朴园始乱终弃维护了他的名声、地位和财富，但他终究难以摆脱灵魂的折磨，道德和情感的审判，假如周萍与四凤私奔成功（当然又假如四凤不是他的异父同母的妹妹），他就会幸福到永远吗？他会遭到人们的白眼，他会失去地位、身份或许还有财富，他会精神更加抑郁……

《雷雨》在拷问周朴园的道德——在他与侍萍的关系上，在他对待个工人的手段上。《雷雨》在鞭挞和嘲弄周萍的脆弱——用他与蘩漪的暧昧关系，用他与四凤不该有的恋情。周萍始终是脆弱的，脆弱得不堪一击。

屋子是憋闷的，雷雨使世界为之清新，当雷雨冲刷掉旧的世界之后，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？《雷雨》对鲁大海表露了极大的信心，鲁大海是觉醒的工人，但工人觉醒之后革命，革命之后掌权，掌权之后依然解决不了《雷雨》提出的问题，历史业已证明了这一点。因为这是人的根本性的问题，而不是某一时期的社会问题。后者可以用某种方法解决，而要解决人自身的矛盾，只有两种办法：一，人成为神，二人成为野兽。总之，人不再是人。

《雷雨》提出了问题，而没有解决问题，也不可能解决问题。

直指人固有的也永远不会消失的矛盾，这就是高超的文学作品之所以高超和不朽的原因，或者可以说，文学的高妙与否，全在于其哲学品位的高下，能够较多较深地关注人自身的困惑与问题，就是好的文学作品，反之，就是平庸的。

读《雷雨》，像读一切优秀文学作品一样，在解一个解不开的迷团。解不开，正是魅力所在。

我一直认为，每一个孩子都是语言天才。如果稍稍去留心一下孩子的语言，谁也不会质疑这个论断。遗憾的是，我们往往忽略了这司空见惯的天才萌芽，甚至打压、嘲弄，扼杀了他们的天才，后来少数成为语言大师的，可能就是在幼年时侥幸没有被扼杀的。

我对儿子的语言能力的确认，当然也是从“居然会叫妈妈了”开始的——所有的爸爸妈妈都是这样。儿子大约三岁的时候，有一次吃面条，儿子颤颤魏魏地用筷子挑起一根面条，说：“看，面条在跳舞。”

长大一点，儿子帮爹掏耳朵，爹警告说：“你小心点啊，可别当儿戏。”儿子说：“不当儿戏，当爹戏。”后来我在课堂上给学生讲“仿辞”的修辞手法，举了两个例子，一个是鲁迅的，大意是说，现在没有了公理，只讲“婆理”；一个就是儿子的“爹戏”。

早餐不够吃了，妈妈说：“吃个苹果吧。”爹说：“苹果能当饭吃吗？那是猴子的早餐。”儿子接口说：“你不是猴子的后代吗？”

妈妈当了一个学校的校长，回家老讲她在学校的事情，儿子越听越佩服他妈妈的管理才能，说：“我知道你能当好校长，但没有想到能当得这么好。”

儿子看一个关于红旗渠的电视片，里面说到县委书记整天奋战在工地，和工人们同吃同睡同劳动。儿子说：“这也不好。”我问为什么，儿子说：“整天在工地上干活，哪里有时间思考呀？”小小年纪，居然懂得思考的价值。这让我想到一个故事，一位科学家问他的助手：“你上午做什么？”“工作。”“下午呢？”“工作。”“晚上呢？”“工作。”教授疑惑地问：“那你什么时间思考？” 我原先总觉得，他们这一代孩子玩着电玩长大，迷恋周星驰的“无厘头”电影和JK·罗琳的《哈里·波特》，整个生活在一个缺乏理性的时代，而儿子竟然如此懂得思考的价值，让我不得不对儿子刮目相看了。

与儿子一起读管斌全的《学习成功》，这是我们接触到的第一本成功学著作，书中大讲目标对于成功的重要性，于是我要儿子也为自己制定目标。儿子想了想，按照书上的要求，在一张纸上列出三个目标：

一，有高的收入；

二，有充足的闲暇时间；

三，有精神娱乐。

今读史记秦始皇本纪，大叹始皇英武而笑胡亥浅陋。秦嬴政年十三即位，至二十六年而并有天下，年应三十又九。二十八年起，巡游天下勒石记功者数，其意气洋洋傲然自得之情充溢天下而漫流古今，可谓千古英雄者也。惜天不假年，英年早逝，遂使胡亥趁隙袭位。

胡亥元年，年已二十又一，效乃父巡行郡县，而尽刻乃父所立刻石，继而营造阿房宫，尽征人力物力而使天下疲惫。所以如此者，恐黔首不服，徒效始皇之形而欲示威于天下也。然而其德不及，其威不备，其功不逮，不几月而陈涉反，其势必然也。

今世美籍华人黄仁宇论中国历史，认为中国政体之弊在以道德代法律。余甚然之。使始皇有英美先哲之智，构建华夏以法制框架，然后胡亥循故道，遵前法，则不致瓦解秦帝国于转瞬之间。且不依此论，使胡亥有自知之明，知其德威功才不及始皇而不敢效始皇之扬扬，勤勉国事，谨慎为人，或可安民而使秦朝苟延。胡亥之愚，自不量力，虽幸而贵有天下，既非以其智力所致，又无德威保之，秦朝江山败尽，乃父威名见污，如此昏君逆子，唯遗骂名于后世，留笑料于历史，而立警策于今人也。

这两天读《历史在这里沉思（1966—1978年记实）》，血腥和残忍一直萦绕在脑际，从当时中国第四号人物陶铸到掏粪工人时传祥大庆工人王进喜，从巴金邓拓吴晗寥沫沙傅雷到张志新遇罗克，一个一个悲惨的故事让我震惊，也许因为这些故事是发生在我生命的近前的缘故，这些血腥和残酷，远比读《史记·吕后本纪》的故事带给我的震撼大的多，读《吕后本纪》，我把它当作遥远的故事，个别的事例，理解为恶毒妇人的嫉妒，但读文革，我看到的是一个民族的灾难。

那是怎样的一个社会，理性、公理、人道，竟然被践踏得如此彻底，如此体无完肤，人已不人，还大言不惭地说生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，人性之恶，被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，还冠以堂皇的名义。革命！革命便是沉渣泛起，沉淀在人性之中的恶，都前所未有地张牙舞爪、自鸣得意。黄钟毁弃，瓦缶雷鸣。兽行的肆虐让人类的良心彻底泯灭，而不灭的正直和善良被踏上一只臭脚，被碾得粉碎。

是什么让人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良知？是某个伟人的政治需要？还是一一种新制度的必然代价？据说，文革已经被列入人类史上的四大浩劫之一，与欧洲的黑死病，与希特勒灭绝犹太人一起。14世纪欧洲黑死病有2500万人死亡，但那是一种自然灾害，人类面对疾病的束手无策，那多少有几分悲壮，而文革和希特勒之祸绝然不同，那是人性之中兽性的沉渣泛起，是人对同类的残忍杀戮，人性之恶，恶到了令人发指。

掩卷沉思，我问自己，这样的事情今天还会重演吗？布鲁诺死后，中世纪结束了，但是又有了文革；文革结束了，但人依然是人，一半天使一半魔鬼的人，人性之恶，是深藏在人心中的根深蒂固的本性，一旦环境适宜，它一定会再次泛滥。

一直以来我读文学太多，单纯而幼稚，但文学，毕竟只是人的愿望的表达，毕竟不是事实——事实是，有时恶比善要强大得多，善并不是永远或最终战胜恶。其实没有最终，历史不会终结，但它会循环，会重复，会有惊人的相似。而人是只有短暂的生命的，正如２００４年媒体关注的ＸＸ县的那位县长说的话：“谁要影响ＸＸ一阵子，我就影响他一辈子。”何其恶毒，但是可怕的是，这种恶毒在许多时候总是得逞了。因此，对“正义总会战胜邪恶”的论断，应有两点补充：一是正义战胜邪恶和邪恶战胜正义是一种循环，没有谁会最终战胜谁；二是在人生的时间尺度下，会有最终，但最终胜利的并不一定就是正义。

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，这是一个老话题，事实上，人性当中既有善也有恶，好的社会机制，是抑恶扬善，坏的社会机制是抑善扬恶。文革时期，之所以恶在泛滥，根源就在于社会机制是抑善扬恶的。《易经·乾卦》说：“群龙无首，吉。”那就是对每一个成员的尊重，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。这样“大吉”的机制，在中国还没有建立。我想，将来是会建立的。

诗人的笔名起得多好呀！读《繁星·春水》，我不由得如此感叹。读《繁星·春水》确实能够读到一片“冰心”。诗中的“冰心”当然来自诗人胸中的“冰心”，读着诗，“冰心”似乎可感，诗人宛在眼前：娴静美丽飘逸的诗人，漫步于黄昏的诗意里，诗意的清晨里，了无一丝的尘杂，温暖的，并不灼热，清幽的，并不冷峻。

母亲父亲弟弟姐妹，都是诗，平淡之中蕴涵着真挚的情，我于是丝毫不怀疑诗人对自然的真诚，对青年人的真诚，对宇宙人生的真诚。诗人本身就是一首清雅的诗，或者说，清雅的诗集给读者塑造了一个玉洁冰清的诗人。而这就是常人之大限——诗作至多只能达到诗人所能够达到的高度，决不可能超越超越作者本人。这就无不给我们读者以启示——汝果欲学诗，功夫在诗外。诗外何处是，首先学做人。心中无莲花，如何能够口吐莲花？满腹污泥，至多是只泥鳅。

冰心是娴静的，不是一时一刻的偷闲，更不是爱上层楼的造作，那是一种稳定的恒久的心态，少女的纯净，中年的从容，老年的豁达，就是这种心态一脉相承的轨迹。冰心似乎没有痛苦，这不仅仅因为家境的富裕，也不仅仅因为家庭的和睦，（当然这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素）当小诗流出诗人心间的刹那间，读者看到的是诗人圣女般的沉静。那是一种心灵的境界，诗，只是这仙境中的玉树琼楼投射在碧水中的倩影，只是掠过水面的飞鸿偶尔留在泥上的爪印。于是读诗，便才能读到超俗的气息，才能安慰焦灼或者烦杂，浮躁或者低俗的心灵。

不过，我没有被净化，我读到诗人“冰心”之高洁，也仰慕高洁之可贵，也清楚地知道，我的如诗人的高洁今生恐无可希求了。我是一个凡俗之人，虽还识得芝兰之香，终难祛除鲍鱼之臭。不是因为贫穷，也不是因为家庭，只是缺乏一种心态，一种如圣徒般的沉静。

一

我关掉墙上的大灯，准备去开床头的灯。一转身，我发现没有必要了——中秋的月亮透过窗子，在地上，在床上，投下了一片光明，整个房间……。就在这个瞬间，我有一丝触动，为这久违了的古典的光明。我，还有太多 的人，都似乎忘记了这光明，月光在退出人们的生活之后，又自然而然地退出了人们的精神，于是，“月是故乡明”不再令人感动，“海上生明月”仅仅是一种景致更别说“我欲乘风归去”、“举杯邀明月”，在现代那是傻子都不会有的想法。古典的光辉退出生活，古典的情致自然也被更眩目的东西取代，即使在这样的中秋之夜，能想起月亮的，能有几人呢？即使是我，也是在关掉大灯之后，才偶尔为月亮的清辉所吸引。康德说过，只有心中有星空的人，才会看到头顶的星空。当我们的注意力从寥廓的星空移到路灯眩目的街市时，我们的心胸早已经变得如街道般的仄逼，车水马龙般的浮躁了。

二

中秋节，人们还是想得起来的，此时在我的窗外的近处远处还有不少的爆竹和礼花在燃放，炮声如雷，硝烟如云，而礼花的光亮和色彩远比天上的星星眩目耀眼。

星星闪烁，明月无言。

电视里说今年的月亮圆度为99.98%，是三百年来最圆的，但是，忙碌的人们会注意到月亮吗？科学把月亮的圆度计算到这么准确的精度，其实对于月亮在中秋的文化意蕴并无丝毫助益，反而有害。无论怎样，现代人不会再“寄愁心与明月”了，愁心早就宣泄在了卡拉OK和手机短信了，当然还有聊天室和伊妹儿。